我是1988年5月去日本留学的，两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和一名中国同学一起去拜访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因为初到日本，对路线非常不熟悉，为了寻找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耗费了不少时间，以致我们迟到了20分钟。等见到那位教授时，他抬起手表看了看后，用很傲慢的语调说：“你们中国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不遵守时间，不遵守约定。今天见面取消，我也不再会跟你们见面！”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日本人仰起头来看我。

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我和一位同学在咖啡店打工，下班后已近深夜，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回家路上，碰见了巡警。巡警看到我们自行车没有看摩电灯（在日本骑自行车车规定必须开摩电灯），两位警察立刻把我们拦了下来，开始怀疑我们骑的自行车是偷来的，立刻拿步话机和警局联系，查查看这辆是否是贼车。查了半天以后发现不是贼车以后，又让我们出示身份证明，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在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这时那位巡警瞪大了眼睛，非常惊讶的问我们：你们是东大，一桥的学生？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你们一个人留下，一个人回宿舍去拿学生证证明，这时我只好让那位同学先回去拿证明，我自己成为作为人质被他们留在那里。待学生证拿回后，那位警察立刻向我们鞠躬敬礼，并且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中国人也能考上东大和一桥，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件事给我的刺激之大，影响之深，30年过后我都没有忘记。我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日本人怎么敢这么小瞧我们，我非要进入日本主流社会，让他们知道一下马王爷也有三只眼。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人从传统意义上说还是比较排外的，从1945-1988年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考出律师或者医生执照，更是很少有中国人在日本大公司就职，或者在日本大学执教。

针对这一现实，我觉得要进入日本主流社会，首先要尽可能和日本主流社会的人打交道，交朋友，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熟悉他们考虑问题的想法，这样才能寻找到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口。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工资差别非常大，我们国内的每月平均工资大概是100多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在日本打工一天的收入都可超过800元以上，所以很多同学都忙于在外打工赚钱，并且年中无休。而我觉得应当利用业余时间去交朋友，去参加日本人的一些活动，这样才能结识更多朋友，了解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参加很多中日友好留学生活动，参加很多大型PARTY，乃至参观如丰田、日产、三菱、东芝等大企业我都去拜访过，也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我结识了许多上流社会的日本人，并且通过他们了解了日本大公司的体系结构，这样我就在读书时候确定了毕业后应该选择去什么样的企业去工作。当时我就准备选择三菱集团旗下的三菱研究所工作（三菱综合研究所是日本当时最大的脑库）。

在读书时虽然失去了很多打工的工资，但是我收获了许多金钱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脉关系”。在日本社会想成功需要有两个重点，一是“人脉”，二是“金脉”。我当初结识朝日理事长大森和夫先生也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大森先生当时在日本办了一个国际交流研究所，他公开征集留学生论文，在当时写论文的留学生有几千人。后来我虽然也仅仅获得二等奖，但是在与大森先生的深入交谈中，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鸣之处，他请我1989年底陪他对中国进行访问，就因为那次的访问促成了我和大森先生共同建立朝日的前身“上海朝日商务培训中心”。后来我进入三菱银行总研的时候，又结识了三菱总研的失岛隆之先生，并且与他成为了忘年之交。他虽然是学建筑设计专业的，但是他对上海浦东的快速发展很有兴趣，我就抽出时间陪他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且陪他到我们的上海社科院进行访问，通过这次访问更加强了失岛先生对中国的热爱，后来他和他的夫人专门出资三千多万日币为我设立了一个回国发展的投资公司，我们一起在青岛和上海兴办了两家合资企业，得到了很好的效益。

在今天日本的七百多所大学里，活跃着二百多位华人教授，其中文科教授约有一百多名，大部分是我们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会的朋友，比如李廷江教授（中央大学），朱建荣教授（东洋女子学园大学）田亮教授（早稻田大学）王云海教授（一桥大学）王智新教授（圣托玛斯大学）赵宏伟教授（城西大学）叶陵陵教授（熊本大学）人数太多，无法一一例举，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日本主流社会，很重要的一条是重视建立人脉关系，而不是贪图于每天苦苦打工挣几个小钱。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和三菱综合研究所失岛部长游箱根

左起田亮(现早稻田大学教授，当时留学庆应大学) 我 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当时留学东京大学)

和三菱银行副总裁大月高先生合影

和丰田、三菱公司高层领导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