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开报纸，留学中介的广告铺天盖地，无论是去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乃至日本、韩国，都有大大小小的留学中介公司为你办理。广告语也写的非常动人，给你展现了一条极为诱人的金光大道，然而在我看来，留学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一个真正有志于锤炼自己的学子，无需拜托这样那样的中介公司，也能实现自己的留学梦。

我是1988年去日本留学的，当时还没有专业的留学中介公司，普通人的留学方法都是先报名付钱读一个在日本的语言学校，语言学校毕业后，再考日本大学的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其缺点一是花钱多，因为普通的日语语言学校学费并不比大学便宜。二是耗时比较长，莫名其妙的多费了1~2年在语言学校读书的时间，再读日本大学6年才能从大学本科毕业，从年龄上讲往往耽误了在日本就职和回国发展的时间。

我和我们77届的同班同学采取的是直接到日本攻读硕士的捷径。我在日本考上的是一桥大学（在日本的国立大学的名声中，仅次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著名的商科大学，被誉为日本的哈佛大学）吴震考取的是京都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翔同学考取的是广岛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郭海良考取的是广岛大学（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安邦考取的是名古屋大学（原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澳门大学教授）伍继涛考取的是名古屋大学（现任日本三井某公司中国部部长）郭建攻读的是早稻田大学（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杭同学攻读的是日本金泽大学（现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据我所知，我们没有一个是在日本读语言学校的，而且没有一个是通过留学中介公司帮助我们去留学的。实际上我们的留学道路也非常简单：1、在国内打好日语学习的底子，尽管我们出国时，口语很不流利，但是我们都具备了非常扎实的自学基础。2、我们在国内都已经认真的思考了自己未来的专业选择和人生规划方向。在去日本之前，我们就很清楚应该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什么导师，他有哪些主要著作，他的研究特点是什么。正如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有了充分研究，并且把未来留学可能遇到的大大小小问题都做了认真分析，所以后来我们这些人都在日本完成了预定的学业，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

其他人暂不论，我当时一心想攻读的就是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但当时没有互联网，我们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接待原日本东京大学校长的外事活动，他告诉我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法学部是一个精英倍出的摇篮，他用了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告诉我，他说进了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人生一辈子都有了保证，但是淘汰率非常高，可能是百里挑一。他这句话不但没有减退我的斗志，反而激发了我要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决心。

我当时选定的题目是“日本公务员法的研究”，因为我觉得日本战后公务员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当时中国还没有非常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应当借鉴。所以我就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翻成日文。先请国内的我的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院院长齐乃宽教授看，他认真给我做了修改，并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我到了日本后，我先在田中浩教授门下攻读了半年的研究生（没有学位），已经熟悉了他基本的研究思路。89年春天，我就在日本参加了竞争极其激烈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在60多人取1的考试中，考取了一桥大学的研究生。

从88年留日至今，22年过去了，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凡是在日本进入主流社会的华人，比如说在日本各大学当教授的近200名华人，在上市公司当科长以上白领的华人，几乎没人是日本语言学校毕业的，我这样说，绝无贬低日本语言学校的用意，而是我认为，只有在国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比如毕业于国内名校，或在国内奠定了非常扎实的自学基础，这样的人到国外往往是很容易脱颖而出，因为支持一个人成功的很重要的是一种学风，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百折不饶的毅力，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才是支撑我们从失败中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


前排左起 平野夫人,原东京大学校长平野教授,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齐乃宽所长

后排右起现任法学所所长欣肖荣教授

田中浩教授教导下的中国留学生

1988年秋我和日本原首相 大平正芳夫人 女儿合影

右起 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当时留学东京大学) 杜建人律师(当时留学一桥大学) 叶陵陵(现日本熊本大学教授，当时留学中央大学) 冈野诚教授(时任中央大学教授)


美丽的一桥大学讲堂